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善言谈，他坚持用笔来回答提问，哪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也同样认认真真地写在纸上。《固执己见》就是这样一部“奇怪”的访谈录，相比较于许多胡言乱语顾左右而言他的所谓访谈录，它因此而具有了更高的阅读价值，完全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位大作家直抒胸臆的散文随笔。
作为一名流亡作家，纳博科夫在欧洲和美国度过了大半生。俄国革命后，他远走异国他地，丧失了国籍和财产。背井离乡的人是不幸的。纳博科夫没有怨恨，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
他先用俄语写作，继而用英语写作，两种语言都运用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但这不是奇迹，文学史上曾经有人就这么干过，而且干得不算太拙劣。真正的奇迹在于纳博科夫天才的创造力，他将文学领入了另一片空间，这片空间纯静、妩媚、神秘，弥漫着异乎寻常的想像力和独创性，就像他所喜爱的蝴蝶一样，在光与影的闪烁中翩然起舞。有人因此指责他是“为艺术而艺术”——荒唐的说法。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人能够为艺术而艺术。奇迹的缺陷就是远离喧闹和狂嚣，因为其中蕴含着个体生命最诚实的爱与恨、痛苦与欢欣，它本身就是斗争，就是批判，就是一种具有道德力量的价值取向。如果没能读懂这一切，那是因为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高亢刺耳的陈词滥调，充斥着太多的噪音与谎言。
在访谈录中，纳博科夫就文学艺术、政治宗教、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没有道德说教，没有自吹自擂，没有虚伪粉饰，更没有一般作家们论及社会使命、责任的种种大而无当的华丽辞藻。他的见解精辟、透明、清澈，处处渗透出人性的诚实与温暖。
“我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团体。我不钓鱼不烹调，不跳舞，不吹捧书籍，不签名售书，不合署宣言，不吃牡蛎，不醉酒，不去教堂，不去见分析专家，不参加游行示威。”纳博科夫在1962年7月BBC电视台对他的采访中如此说道。当被问及对艺术家流派划分的看法时，他宣称，世上只有一个艺术派别，那就是天才派——说的再对不过了，因为伟大优秀的文学不可能产生于现存的文学结构。当我们被迫每天面对那些洋洋自得的陈旧的文学形式时，优秀读者的痛苦就能反应出纳博科夫的温和与体贴。
颇有意味的是，纳博科夫对文学史上一些经典作家的看法与世所公认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譬如说，他对巴尔扎克、左拉、司汤达、康拉德、高尔斯华绥、德莱塞、泰戈尔、高尔基、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萨特、加缪、庞德、福克纳等等已有定评的作家很不以为然。“每一代很少有两三个以上的一流作家。”当他在这么说的时候，相信也有很多人对他会表示出不以为然，尤其是我们身边那些自认为是一流作家或天才的人。
“半瓶子醋或庸俗的高雅之徒总觉得一本书只有涉及伟大的思想才能变得伟大。哦，我知道这种人，这种令人生厌的人！他喜欢甚至在一个哈欠里都撒播着社会评论；他喜欢在作者的思想和声音里找到自己的思想和声音；他希望至少书中有一个人物是作者的影子。……这种人觉得写思想比写字容易得多；他没有认识到也许他在某个作家那里找不到一般的思想的原因是，那位作家的独特思想还没变成一般思想呢。”
“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只对个人有着重要意义；对我来讲，只有单个的读者是重要的。我不为群体、社会、群众等等劳什子写作。”
从这些显然不太讨人喜欢的言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文学对人生的满腹柔情。这就是温柔敦厚。但是，对我们这个喜欢叫嚣、热衷于陈词滥调的时代来说，这样的温柔敦厚恰恰又显得过于尖刻了。
要完全理解一个天才，几乎需要同样天才的脑袋和心灵。“天才”，纳博科夫说，在俄语里是一个带有敬畏意味的称呼，俄国人用“天才”来称呼普希金、托尔斯泰，对于人们喜爱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契诃夫，人们习惯称之为“有才能的”。两者间有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在人类历史上，天才的出现从来就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最大的奇迹。所以纳博科夫说，他的书是给几个富有头脑和才智的朋友看的，说得很肯定很坚决，很狂妄很固执。打开这本访谈录，类似于这样的“固执己见”遍布字里行间。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天才，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再没有比天才的固执己见更温柔敦厚的了。遗憾的是，我们周围却是天才云集，才能喧嚣，所以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很难理解在纳博科夫固执己见的狂涛巨浪下隐藏着的温柔敦厚的鹅卵石。
我国读者最初认识纳博科夫是通过他的小说《洛莉塔》，那个迷人的小妖精洛莉塔。现在，在《固执己见》中，纳博科夫自己站出来说话了：别让那些糟糕的东西靠近我的树林和雾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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